自考《中國文化概論》復習資料(4)

　　三十一、南北佛教的不同：

　　南朝佛教與北朝佛教的特點

　?。?）在南朝，皇帝和士族對佛教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。南朝士人信佛，“‘偏于談理”，實際延續(xù)的是玄學清談的習慣，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；對儒、釋、道三家義理往往喜歡作調和之論。南朝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，所以接受外來宗教顯示出鮮明的本土色彩。南朝雖然也大興佛法，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對北方而言數量要少得多，而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的沖突一般也只表現在理論上。

　?。?）北朝“偏于教”，其含義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說的去修行，以擺脫輪回，所以特重禪法。在南朝，雖然奉佛是那個時代上上下下的事，但在廣泛的民間，古老的禮教仍然發(fā)揮著相當的作用。北朝則不同，盡管各新建的邊地民族政權多重視中原文化的提倡，但佛教對民間的影響，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。南朝信佛喜歡興建寺院。北朝則喜歡立塔造像。建寺院是重視僧人，以便與之論理談玄；造佛像則重在禮佛敬神，或往生安樂之土，或求當世福報等等。出家在生命的層次，可以擺脫六道輪回；在現實層面，可以擺脫沉重的租稅賦役，所以北朝僧人特別多。

　　三十二、簡述南方的民族融合

　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，不僅是北朝的現象，也發(fā)生在南朝境內各民族之中。中原人群的南遷及對南方的開發(fā)過程，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過程。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蠻、溪、俚、僚等。蠻分豫州蠻、荊州蠻和雍州蠻，分布范圍大體在今湖南、湖北境內和陜西、河南一帶，有的還進入當時北魏境內。這些民族其實都是些山地居民，生活多以種植糧食為主。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們成為國家納糧交稅的編戶齊民，或在這些民族聚集區(qū)內設立左郡、左縣直接統(tǒng)治。經過長期與漢族的雜居，族群界限逐漸消失。

　　三十三、簡述魏孝文帝的改革：

　　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各內遷民族中，以鮮卑人拓跋氏一支為最晚，入主中原以前漢化最淺。逐漸拓跋氏開始拋棄自己的習慣，采用漢族知識分子的建議，實施均田制，切實地促進了鮮卑人從游牧向農業(yè)居民的轉化。孝文帝的改革，帶有濃郁的“南朝化”特征，遷都洛陽、改用漢姓；最帶模仿南朝痕跡的是定族姓，將鮮卑族貴族人為地門閥化。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看，孝文帝的措施，無疑是積極而開明的，但就當時的歷史條件看，孝文帝的措施多是不計后果的。遷都洛陽，使北魏政權失去了穩(wěn)固的部族基礎，定族姓也無形中把部族中的不平等表面化、合法化。特別是遷都以后，南遷的鮮卑貴族與留在北方的貴族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貧富差異。加之奉行排抑武人的做法，最終導致了部族內部的分化，以致六鎮(zhèn)武人的起兵。漢化的趨勢～時間出現逆轉。

　　三十四、南方經濟的高漲：

　　在南方的長江中下游流域，中唐以后水稻農業(yè)獲得了長足發(fā)展。人們大興水利，促進了稻作農業(yè)向集約化方向擴展；曲轅犁也被廣泛使用于水田了；插秧技術得到推廣，早熟的品種被引到那里：這一切促使著稻米產量大幅度提高。南方的稻米對減輕全社會生存壓力有重要意義，也是唐宋時期國脈所系。糧食產量提高了，丘陵旱地也被開墾出來了，有更多的土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。

　　茶葉在唐代就成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內全社會的日常消費。在全國販運茶葉是有利可圖的事業(yè)。茶樹、桑樹、漆樹、竹子廣泛栽植。經濟作物的發(fā)展即手工業(yè)在南方有長足的發(fā)展。陶瓷制造業(yè)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，以后逐漸南移，到宋代，景德鎮(zhèn)已經變?yōu)樘煜麓啥?。而陶瓷制品也在唐宋之際成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。此外像鹽業(yè)，礦冶業(yè)，南方都有長足進展

　　三十五、市井文化的興起：

　　城市不僅累積著財富，也薈萃著人文，興起了適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市井文化。

　　1.話本：講述歷史及人世間故事的“說話”從中唐以后就興旺起來，有了行會并在南、未進入“黃金時代”。記錄“說話”的文章叫“話本”，是后來白話小說之祖。

　　2.宋雜?。涸谕呱峁礄谥醒莩?，并且已商業(yè)化。以溫州為發(fā)祥地的南戲與雜劇南北相應。此外還有滑稽戲、傀儡戲、影戲等等，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觀眾。

　　三十六、新黨舊黨的分歧：

　　道統(tǒng)在宋代演變?yōu)椤跋忍煜轮畱n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和“為萬世開太平”的精神氣概；心性內容則由深感唐末五代“無廉恥”的士人發(fā)展為理學、道學。北宋實行的文官政治，士大夫集政治家、詩文家、學問家于一身，本著各自的道德學問及對現實問題不同的理解為政，宋代士大夫出現類似后世“黨派”的政治群體。北宋有以王安石為首的“新黨”，和以司馬光等為首的“舊黨”。

　　試圖以種種新的政治舉措改變王朝“積貧積弱”局面的屬于新黨，以“擾民”、“生事”、“與民爭利”為理由反對這種變法的為舊黨。新黨代表士大夫積極有為的精神，舊黨也不能簡單地視為“反動”。兩派的分歧產生于對現實的不同理解。舊黨認為，現有政治體制及種種政策本身并無問題，問題出在官員們不能正確執(zhí)行，而且與其像新法那樣向民眾開財源，不如從皇帝及朝廷的節(jié)約做起。同時舊黨許多人更敏銳地注意了“吏治”問題，即王朝各級行政官僚、胥吏實際存在的因循及弄權舞弊的問題。新法必須由人去執(zhí)行，但有這樣一批官僚實際操作，再好的辦法也得變質。新黨則更多從應當如何一面去思考問題，王安石所設計的方案，如果真正被實行，也的確能起到改善社會的作用。然而問題是他先就遇到了舊黨的阻力，此外也正如舊黨所說，官僚胥吏們在執(zhí)行新法時的上下其手產生的副作用極大。眾多的官員不同意他的變法，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，變法中營私舞弊現象越發(fā)嚴重。王安石變法一時間起到一定作用，有的措施還被證明行之有效，然而總的說來卻是失敗了。但變法本身確實體現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積極進取精神。

　　三十七、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點：

　　在元朝，遼、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視為漢人，久之他們之間原有的區(qū)別消失了。部分進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漸變成農業(yè)居民，在元朝中原統(tǒng)治崩潰后，改用漢姓，也融合在這北方新形成的漢族之中了。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漢族后裔。同元朝征服者一起進入中原的色目人，經過長期與內地其他各族人民的雜居，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學習，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即回族。這表現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。

　　三十八、元朝政治在經濟上的負面影響：

　　廣開牧場，實施屯田，搜刮民財：蒙古人是在南方經濟持續(xù)高漲的情況下入主中原的，元朝統(tǒng)治傷害了這一發(fā)展勢頭。這仍與蒙古貴族政治觀念簡單粗陋有關，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戰(zhàn)利品，掠奪財富就是應該的了。在北方，元朝恢復經濟的辦法是廣開牧場，實施屯田；大多數土地是強奪民田而來的。在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農奴制。在江南，原來屬于南宋的官田變成新王朝的官田，強占土地的現象同樣嚴重。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區(qū)賦稅征收十分沉重，政府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七來自江浙。特別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馬執(zhí)政，對江南的搜刮十倍于當初。元朝兵權掌握在蒙古貴族手里，財權則操持在色目人手里。阿合馬執(zhí)政期間，任用色目商人實施一種包稅制度。政府確定稅額，主要由色目人和漢族官吏去包辦，至于實際征收多少政府不問，剝奪民眾達到敲骨吸髓的地步。

　　阿合馬還實行以清理官司錢財欺隱拖欠為名目的所謂“拘刷”、“打勘”法，鄭所南《心史》揭露“打勘”法為“騙財之術”，百姓受害，連執(zhí)行的州縣官吏也叫苦。壟斷鐵、銀礦業(yè)，實行鹽鐵專賣，所造的鐵器質量粗劣，強行賣給百姓。此外，濫發(fā)紙幣作為搜刮民財的手段。蒙古人對匠人十分尊崇，但這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福氣，蒙古兵馬所到，重要的行動是搜羅匠人，把他們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。而元朝時期，被稱作“驅口”的戰(zhàn)俘奴隸特別多，販賣人口的現象相當突出。

　　三十九、元朝時期的文人與戲?。?/STRONG>